新大众文艺｜吕东亮：“新大众文艺”与文艺的人民性

“新大众文艺”与文艺的人民性

吕东亮

当下，“新大众文艺”成为文艺界关注的重要现象。从外卖员王计兵的诗集到李娟的散文，从刀郎的《罗刹海市》到微短剧《家里家外》，一些素人写作、网络文学、微短剧、草根音乐、抖音艺术秀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断受到人民的欢迎，正在强有力地昭示着一个“大众共创”时代的来临。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勃兴，使得文艺作品创作和传播的门槛大为降低。一部智能手机，使得人们可以拍摄优美的影像，进行富有审美意味的“九宫格”编排，可以随时写下短小精悍的人生随想和及时犀利的思想评论；而人工智能的神奇加持则给了零专业基础的人仅凭创意而完成美术、影像、音乐等艺术作品的机会。人民大众创作的可能性和积极性空前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精神欲求得到更有力、更鲜活的表达。相应地，“新大众文艺”正在深刻地改变既有的文艺生态。阅读与观看的传统方式及其艺术区隔被打破，交互式、沉浸式等新的艺术参与形式使得以往被动的读者、观看者成为不同程度的创作者。文艺领域的权威崇拜和层级体系等长期以来的陈规都将烟消云散，人民将更直接地成为历史的“剧作者”。这一切，都将显著地增强中国文艺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鲜明品格。文艺的“人民性”是指文艺服务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属性，要求文艺致力于书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反映其思想、情感、愿望。“新大众文艺”在体现人民性上具有天然优势，但在今天新变剧烈的文艺环境下，这一优势也需要辩证看待和积极引导，以期“新大众文艺”行稳致远。

“新大众文艺”之新，或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新的文艺形态，二是新的文艺媒介及其技术支持，三是指新的大众。这三个方面的新，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对于新的文艺形态，我们逐步了解、熟悉，正在变得习以为常。关于新的媒介技术，大多数人正在享有其带来的便利。而新的大众，似乎需要做更具体的分析。迈入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接近五分之一。相应地，具备文艺创作能力的、拥有较强创作意愿的人越来越多。近年来，在传统文学领域，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激增，散文、诗歌的发表则是海量的，这主要是业余作者热情参与的结果。而在网络文学领域，作品的数量就更难以计数。数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作品质量的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业余作者通过参加培训交流、加入各级作协等组织，艺术品位和写作能力得到增进，创作出了产生较大影响、并不逊色于专业作家的作品，进而获得了较高层次的文学奖。其他文艺领域的情形也大略如此。这种状况是“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文化基础。人民大众直接从事文艺创作，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命运、情感和思想，摆脱了被代言的话语境遇以及其间不可避免的隔膜与舛误，展现了时代的巨大进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曾几何时，我们党努力地以无产阶级意识启蒙大众，对“大众文艺”这一鲜明体现人民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形式，进行过艰苦卓绝、持续不懈的探索，但当时大众文盲率较高，又难以展开大规模的文化教育，于是“大众文艺”的建设成效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在，新时代的大众使得铸就高质量的“新大众文艺”成为指日可待的事情。同时，也必须看到，人民大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获得，并不是自动的，人民大众对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意识并不总是自觉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发出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警示，对于一些农民群众基于狭隘的一己之私而表现出的思想意识的局限性作出了批判。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人民大众的情感和判断也容易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裹挟，一些人在商业操弄的策略中变成损害自身利益的盲动力量，继而有可能变成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那种丧失理性、情绪化的“乌合之众”。今天的人们，应该不乏这样的经验：在网络声屏以文艺化的叙事方式所制造的“真相”面前痛快地宣泄情感，事过之后发现理智被戏弄、情感被欺骗。更值得担忧的是，很多人对此缺乏省察，甚至习惯于沿袭这种类文艺的叙事方式来理解生活，进而乐此不疲地进行自己的创作。千篇一律的诗词歌赋、大肆复制的叙事套路充斥于文坛与网络，即这种所谓大众创作的结果。这样的文艺，空有人民大众之名，却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无良商业不法牟利的拥趸，掩盖了大众的真正利益，歪曲了大众的真实情感，这是对“人民性”的极大歪曲。

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表达，是其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人们从那些成为爆款的新大众文艺佳作中，看到的是鲜活、质朴、清新的生活情状，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思想呈现，带着温度、诚意和体恤的情感表达，源自本真的、冲破算法茧房的多样化审美经验。人们所厌恶的是那些以夸饰的猎奇性获取一时流量、以矫揉造作的方式博得庸众眼球、以歪门邪道满足低级趣味的所谓“通俗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是人们所真正需要的“新大众文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持久的生命力，不过是消费市场链条中低级的文化替代品而已。

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表达，也是促成其作品从成功走向经典的重要元素。当前，关于“新大众文艺”能否诞生经典作品的问题成为学界和文坛讨论的焦点之一。事实上，一些素人写作的作品已经开始斩获重要文学大奖，和传统文学经典的距离并不遥远。网络文艺、草根文艺作品等也是如此，质量水平与专业人士作品的差异越来越小。一方面如前所述，这些作品的作者文化素养较高，起点并不低；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的人生经验、生命体验非常丰富，与普罗大众的生活关联和情感牵系比较紧密，具备一定的创作优势，尤其是与那些 “深入生活”不足的专业作家、文艺家相比，就更有可能创作出具有经典品质的作品。制约“新大众文艺”作品经典性提升的关键，在于思想性问题。而思想性问题在“新大众文艺”中的主要表现，就是人民性问题。“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由于其生活经验和情感立场与人民的同一性，在表现人民性上具有优势，但由于自身反思意识的缺乏、思想认知的不足，无法长期保有对生存境遇的省察，尤其是处在流量经济等新媒介商业逻辑的裹挟中，极容易丧失自身原本携带的人民性，甚至脱离和祛除掉人民大众的生活经验，而在无意识中成为反对自身的文化力量。这种吊诡的意识形态逻辑在人类历史中并不少见。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将统治阶级的专属利益描述成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劳苦大众不仅对此浑然不觉，反而为之欢欣鼓舞。今天，这种相似的意识形态话术正在被商业资本娴熟地使用，一些基层作者或草根文艺家在尝到商业分成的甜头后，往往沉醉于此，不愿意或不屑于向经典性冲锋，甚至甘愿成为市场豢养的奴仆，被算法和流量所规训的“单向度的人”，不仅于创作经典作品无望，而且艺术生命也会过早终结。经典是精益求精、千锤百炼所成，文艺创作是一项需要文艺家甘于寂寞、孜孜以求的事业。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新大众文艺”来说，仍然适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少经典作品和文艺高峰是在民间文艺的沃土中诞生和崛起的。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白话小说，都有深厚的大众文艺渊源，而从大众文艺到文学经典，文人学士的介入与再创作是不可或缺的。文人学士对大众文艺的加工，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知识阶层的关怀和趣味，却赋予了大众文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利益诉求和艺术魅力。因为文人学士的关怀就其主导性倾向而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民胞物与”“为生民立命”“再使风俗淳”“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即这种倾向的表达；文人学士的趣味就其积极健康的主导性而言，与劳苦大众本无畛域，同样推崇刚健有为、自然活泼、真率至诚。中国现代文学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在知识群体中持续回响。这一文化实践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收到实效，《白毛女》等作品是当时的“新大众文艺”的经典，体现了高度的人民性。《白毛女》经典性的生成，关键在于脱胎换骨的新型知识分子对于民间大众文艺作品的大胆改编，为之输入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大大增强了其中的人民性质素。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新大众文艺”的勃兴，在为人民大众的创新活力和创造热情感到振奋的同时，更加需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强调文学的人民性。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级文联作协正在加强对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的引导和帮扶，专业作家与新大众文艺群体中优秀作者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一些业余作者通过参加专业培训、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锤炼自我的思想认知和艺术修养，对新媒介技术的使用水平以及对商业操弄的警惕性也逐步提高。“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大众文艺正如源源不尽的一汪活水，携带着鲜活的人民经验和醇厚的人民性，“支撑新高峰、砥砺新经典”，激扬着新时代文坛，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

（作者系信阳师范大学教授，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转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