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钟山艺谭｜《南京照相馆》：为了历史记忆的永不退场

张丹

《南京照相馆》作为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最新电影，与我国首部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影片——1987年由南京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形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呼应。两部作品共同聚焦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原型：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在冲洗日本军官胶卷时，冒死加印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并将其制作成一本16张照片的相册。这本相册在通讯队员吴旋的接力守护下，最终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的公审中被当庭出示，成为控诉日军暴行的如山铁证。

《屠城血证》公映后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电影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创作状态，《南京1937》（1995）以中日家庭视角阐述战争中的民族与人性；《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用酷烈的方式直面战争的摧毁力；《栖霞寺1937》（2004）选择栖霞寺僧人创办难民收容所实施救助为题材；《五月八月》（2002）通过儿童遭遇反思战争创伤；最具争议的《南京！南京！》（2009）以日本士兵的视角，表述战争对普遍人性的戕害；《金陵十三钗》（2011）讲述秦淮歌女代替女学生赴死的义举……我们试图追问的是，积累了如此多样的叙事路径后，《南京照相馆》为何回到起点，讲述一个至少表面来看并非独具新意的故事？

《南京照相馆》海报上，赫然刻写着“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在前数字时代，“影像”便是电影理论家巴赞经典论述中“再现世界原貌”、记录客观事实的技术手段和物质载体。也就是说，影片表现出一种强调历史真实、追求现场重返的强烈意图，除了依据真实事件创作之外，还体现在“复刻”照片细节、重现“亲善”场景等方面。在面对真相的否认、改写以及不可避免的忘却，有效的对抗除了将历史包裹进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之外，还可选择以真实的力量守护记忆的在场。

照相馆便是一座缩微的南京城，“吉祥”的名字升腾着平凡而动人的烟火气，那是千家万户平安、顺遂的朴素愿望，这个不大的空间曾见证无数战前南京日常生活的美好瞬间。日军的暴力闯入摧毁、吞噬了往昔的全部，胶片显影出的是刨腹、削首、轮奸、焚烧、活埋……被侮辱与损害的不是抽象的生命，而是电报局的李小姐、柳树巷八号的店家、广安街37号的姜老板、以及“我的亲弟弟”……沦陷的也不是抽象的南京城，而是念兹在兹的家园，是柳树巷、广安街、杨公井、评事街、紫金山、雨花台、挹江门、中山门、中华门……当与鲜活、具体的经验连接，人便获得了将悲愤化作抗争的力量，是的，“我们中国人不许你们这么糟蹋！”

照相馆里的人，是万千民众的缩影。《南京照相馆》展现了芸芸众生在个人生存与公共道德间的撕裂和抉择，他们是小人物，却让我们看见在万劫不复的炼狱中，何以生发民族复兴的力量。影片颇具勇气地揭开了普里默·莱维所谓“灰色地带”的生存方式，“软弱、不可避免的行为不一致，甚至某种程度的妥协，还有尊严和道德勇气，这种种状况是任何一个试图面对敌人而幸存下来的人都经历过的。”阿昌原本只想“活下去”，当一个只想“活下去”的人获得了保命的资格，却不忍独占生机，他一次、再一次把活的可能让给他人，最终为把照片传出去壮烈赴死；照相馆老板老金珍爱照相这门手艺，他敏锐意识到了问题，坚决提出“我们洗的这些照片要见报、要留存”；代表国家力量的警察宋存义不愿继续苟活，以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惨烈，诠释何为英雄；毓秀是一名演员，她唱过穆桂英、梁红玉，明白“不能做秦桧的老婆”；日语翻译官王广海的形象是最具争议的，他确实与日本人“合作”，也最大限度地争取同胞活下去的保障，其形象的模糊与暧昧展现出影片在塑造人物上正视、尊重历史的巨大勇气。

铭记过去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对抗遗忘。当阿昌在暗房中颤抖的双手紧握底片，当毓秀的戏服包裹罪证胶片，这些虚构瞬间与罗瑾、吴旋的真实壮举，以及看完《南京照相馆》眼含热泪、久久不肯离场的观众交织、重叠，共同完成了民族记忆的接力守护。正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所言：“在否认历史的声音仍存的今天，这部电影告诉年轻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守护者。”

（作者系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副教授）

（转自：紫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