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钟山艺谭｜在时间的深处，生命悄然“绽放”——读丁捷新作《绽放》有感

立川

《绽放》是一部以真实人物经历为基础的长篇报告文学，书写对象是一位兼具军人身份与音乐教育背景的女性。作品围绕俞晓冬在生命遭遇重大变故之后，进入大别山偏远地区开展音乐教育与陪伴式教学的过程展开。但如果仅将其视为一部“先进事迹”式的文本，显然低估了它的阅读深度，也低估了它所展开的精神空间与思想容量。

从文体层面看，《绽放》将叙事重心安放在过程之中。这种写法，与当代非虚构写作中强调的“经验真实”而非“结论有效”高度契合。作者并不急于证明教育的“成功”，而是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

真正进入文本后，会发现作者有大量笔墨留给了日常本身。书中很少出现戏剧性的转折，更多是反复出现的课堂、观察、调整与等待。这些在传统叙事中容易被省略的“低密度时刻”，却构成了作品最坚实的内容。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真正塑造人的，往往不是事件，而是“被反复经历的日常实践”。在《绽放》中，教育正是以这种“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态”被重新理解。

在山村课堂里，教育首先呈现为一种极其具体，甚至近乎琐碎的劳动。孩子们会把鼻涕抹在衣服上，会忘记洗手、漱口。书中多次出现的“护手课”“护牙课”，看似偏离音乐教学的核心，却恰恰揭示了艺术教育更深层的意义——艺术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审美训练，而是一条通向自我认知与理解世界的路径。

孩子们在音乐中学会倾听，在合作中建立边界，在被看见中确认自我，艺术因此成为一种心理支持结构，而非展示性的能力工具。

阅读《绽放》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想起伊塔洛·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出的判断：“真正重要的文学，不是让世界变得更快，而是让人重新感知重量。”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理解这部作品的一条隐秘线索。丁捷并未试图通过信息密度或情绪强度推动阅读，而是让叙事回到那些需要时间才能显现价值的部分——重复的行动、迟缓的改变、尚未完成的努力。

这一写作策略在对留守儿童心理状态的描写中尤为清晰。书中呈现的孩子，常常情绪失衡、沉默寡言，甚至在课堂上突然哭泣却说不清原因。家庭照护的缺位，使他们难以建立稳定的表达通道。俞晓冬并没有急于“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调整座位、增加互动、赋予责任，让孩子在集体中逐渐获得“被看见”的位置。这些并不是技巧性的教学操作，而是一种极其克制、却具有长效意义的心理陪伴。

书中那句反复回响的话——“有的人要用童年来治愈一生，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自己的童年”，几乎构成了全书的情感母题。俞晓冬意识到，自己承担的不只是教授音乐的职责，而是在儿童尚未定型的生命阶段，为他们提供一段被温柔对待的时间。艺术在这里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为孩子提供了一种安全的表达方式——不必急于言说，却能被听见；不必解释，却能被理解。

《绽放》在教育书写上的耐读之处，还在于它始终拒绝将“改变”塑造成线性的成果。孩子们的冻疮在一个冬天后慢慢消失，课堂里的哭声逐渐减少，这些变化并未被夸大为奇迹，而只是作为时间投入后的自然回馈。这种克制，使教育重新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不是速效方案，而是长期陪伴。

“绽放”这个书名，在阅读过程中并不会被反复强调。它更像是一条潜藏于叙事深处的线索。绽放并不意味着完成，也不指向某个高光时刻，而是一种在限制中仍然展开的状态——不是盛放，而是持续；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正如那些在音乐中慢慢学会倾听、学会表达、学会被尊重的孩子，他们的成长并不喧哗，却真实发生。

合上书页，《绽放》留给我一种持续的阅读余感：当教育无法被压缩成目标，当艺术不再以成果作为唯一尺度，我们是否仍愿意把时间交付给那些缓慢、重复却真实存在的努力？丁捷没有替读者作出判断，而是让叙事保持敞开，让人物继续行走在时间里。也正是在这种不急于完成“既定意义”的书写中，生命显露出它本来的光泽——在漫长的大别山的黑夜中，为孩子，也为我们，留下明亮而坚定的光。

供稿：市评协

编辑：郭锴

校对：孙可、张雯

审核：狄于震